“樂海才子”江文也

　　□宮琬舒 王麗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屆奧運會在同步設有國際藝術競賽的情況下，一首管弦樂曲《臺灣舞曲》獲“文藝競賽管弦樂作品銀質獎”，成為第一首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中國音樂作品。這首樂曲的創(chuàng)作者就是出生于臺灣的音樂家江文也，《臺灣舞曲》是他在1934年寫出的處女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臺北大稻埕，1916年跟隨父親舉家遷居廈門，1918年進入廈門旭瀛書院上學，1922年母親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學，1938年秋后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響樂遺作《阿里山的歌聲》。

　　20世紀30年代，江文也連續(xù)獲得四屆全日本音樂比賽作曲獎、一項“新樂國際作品音樂比賽”獎、一項奧運音樂獎、兩項意大利威尼斯現(xiàn)代音樂比賽獎，共8首作品獲獎，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兩次聲樂獎，短短數(shù)年連獲十項獎項，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上首位享譽國際的作曲家，堪稱破紀錄之舉!

　　20世紀40年代，有三位中國作曲家各自創(chuàng)作《第一交響曲》：江文也《第一交響曲》(1940年)、冼星?！兜谝唤豁懬好褡褰夥拧?1941年)、馬思聰《第一交響曲》(1942年)，可見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總譜遺失最終未能流傳于世。1948年暮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國音樂史上第一部以中文為歌詞的《彌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對中國民族音樂傳統(tǒng)的熱愛、維護、堅持與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與西方音樂，能嫻熟運用20世紀前衛(wèi)的技法，卻忠于中國音樂的民族傳統(tǒng)。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難尋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音樂作品包括管弦樂21首、室內樂11首、鋼琴26首、舞劇6出、歌劇3出、聲樂20余首、宗教音樂17首，以及其他類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計創(chuàng)作130余曲。在創(chuàng)作活力上，作品產(chǎn)量位居近代中國第一。在中國近代鋼琴音樂創(chuàng)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樂家里鋼琴曲目創(chuàng)作最多的。兼之，獲獎次數(shù)亦是中國近代音樂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臺北淡水鎮(zhèn)三芝鄉(xiāng)是早期閩人赴臺開墾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許多原籍永定高頭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認祖歸宗并設立祖祠。江文也的父親江蘊鋆是晚清閩省秀才，后赴臺灣從事航海生意，并從三芝鄉(xiāng)的老厝遷出到大稻埕購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鄭閨是來自花蓮商人家庭的一個有文化且熱愛音樂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著尤為喜好南管音樂的母親逛廟會、聽圣曲。在這樣一種閩臺文化交融與共的氛圍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顯露出對音樂的興趣和天賦，許多地方的山歌、戲曲小調都耳熟能詳。臺灣音樂的民間鄉(xiāng)土氣息為他日后自覺深化民族音樂風格的創(chuàng)作實踐埋下了種子。

　　日本侵占臺灣后，許多早期赴臺的同胞紛紛內渡，重返祖國大陸。作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貿城市廈門，成為臺灣同胞在大陸最集中的落腳點。江蘊鋆出于經(jīng)商需要，也攜家眷在廈門水仙宮后三十六崎頂一帶定居，那里是當時廈門人文薈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歲時隨之離開臺灣來到大陸，此后僅在1934年8月時因巡回演出而返臺一次。

　　在廈門期間，江文也先是受過中國傳統(tǒng)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進入由日據(jù)時期臺灣總督府在廈門開辦的專門針對臺籍學生的日文學校旭瀛書院就讀。廈門的生活經(jīng)驗給江文也提供了豐富的音樂靈感和創(chuàng)作素材，打下了堅實的音樂基礎，這一方面是由于父親江蘊鋆作為有名聲的雅士，經(jīng)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談論文化藝術，他們唱誦的南音北調持續(xù)洗禮著江文也的音樂情操;另一方面是擔任《全閩新日報》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嶼，江文也常常跑去島上，又深受到西洋樂器的熏陶，對樂理曲譜等有了深入的了解，這些使得江文也從小就吸收了中西音樂的文化底蘊。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長野縣求學，在廈門的這段成長歷程雖僅占據(jù)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卻是江文也形成祖國意識的情感紐帶：1933年久病臥床的父親江蘊鋆也隨之離世，廈門成了父母內渡大陸的安居之地與最終的長眠之處，是江文也血緣親情的根脈。更關鍵的是，閩臺兩地血濃于水的經(jīng)驗交融也讓江文也找到了祖國情感的心靈基點。

　　1936年正值在國際樂壇嶄露頭角，并以處女作《臺灣舞曲》獲得多個獎項名揚海外之時，江文也受音樂家齊爾品在北京與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請，在離開廈門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國。這次見聞與經(jīng)歷讓江文也的中國血脈和祖國情感噴涌而出，難掩抑制不住的激動心情寫道：“我清楚地感覺到心臟鼓動的鳴聲，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擾般沸騰的要滿溢出來。我竟能在憧憬許久的古都大地上毫無拘束地疾駛著?！?/p>

　　這樣的赤子之心讓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認同之歸屬、最根本的音樂語言的源頭，他毅然決定離開在日本樂壇創(chuàng)造的輝煌返回祖國。1938年，江文也應北平師范學校音樂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請，擔任作曲與聲樂教師，從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彼時已入職于天津籌辦的中央音樂學院的江文也在教師聯(lián)歡會上即興表演了一曲《廈門漁夫舞曲》，這首作品以廈門為主題，根據(jù)福建民歌所改編，是對廈門漁夫勞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潛心整理和吸取閩臺兩地的民間音樂素材，創(chuàng)作出大型交響詩《汨羅沉流》，以紀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譜寫了鋼琴套曲《鄉(xiāng)土節(jié)令詩》，描寫臺灣、閩南各個節(jié)令的喜慶氣氛。可見，閩臺鄉(xiāng)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養(yǎng)著他不斷探索民族音樂的創(chuàng)作風格。

　　閩臺文化成為江文也一生音樂創(chuàng)作的源泉和專業(y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在他的個人回憶中提道，“1963年，聽了院長關于加強中國民族音樂的學習和研究的報告會，動手整理自己近30年來收集的臺灣、福建等地民歌”。他創(chuàng)作的《臺灣舞曲》《白鷺的幻想》《臺灣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編臺灣民歌的靈感，也都取材于在廈門的經(jīng)驗沉淀。清代《臺灣府志》中所說可佐之：“臺郡與廈門，如鳥之兩翼，土俗謂廈即臺，臺即廈?！?/p>

　　作為一個出色的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寫的最后一篇文章《圣詠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達了對祖國音樂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愛中國音樂的傳統(tǒng)，每當人們把它當作一種遺物看待時，我覺得很傷心。遺物不過是一種古玩似的東西而已，雖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沒有血液，沒有生命。傳統(tǒng)可不然!就是在今天，還保持著它的精神——生命力。本來它是可以創(chuàng)造的，像過去的賢人根據(jù)傳統(tǒng)而在無意識中創(chuàng)造了新的文化加上傳統(tǒng)似的，今天我們也應該創(chuàng)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這傳統(tǒng)?！?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