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死線”：高校青年教師的時間困境

記者　王芊霓　實習生　黎越可

五年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的副教授李琳琳訪談了２５位高校教師。張一偉（化名）是其中之一。張一偉說，他要同時＂跟進＂四個研究課題，每個課題都有好幾個ｄｅａｄｌｉｎｅ，每一個都壓得他喘不過氣。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直譯為“死線”?！按髮W老師都有太多的ｄｅａｄｌｉｎｅ，”張一偉感慨，“每一次都覺得要被死線逼死了，只能是哪個死線在前，就先完成哪個?！?/p>

更令他無奈的是，他只能在下班時間才能安安靜靜做研究，寒暑假加班更是常態(tài)，完全無法享受愉悅美好的寒暑假期。因為如果不好好利用假期時間，科研成果就難有保障。

張一偉的生存狀態(tài)在高校教師中普遍存在。２０１８年，閻光才的《學術職業(yè)壓力與教師行動取向的制度效應》調查中發(fā)現研究型的大學教師平均工作日每天工作９．４３小時，周末每天工作６小時左右。

２０２０年，《高校教師９９６：“青椒”們的績效困境》一文更是指出“非升即走”帶給眾多“青椒”的壓力困局——到了３０歲，他們的職業(yè)生涯往往才起步，而到了３５歲，就又面臨失業(yè)的壓力。

李琳琳也一直關心“知識生產需要何種制度保證”的問題，她的切入點是時間。在她的理論視野下，近年來學術界熱議的“青椒非升即走”、“多位學者英年早逝”、“女性學者生育”等問題都可以從時間觀的角度進行分析。

基于對２５位個案教師的研究，李琳琳在《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發(fā)表了《時不我待：中國大學教師學術工作的時間觀研究》一文。論文指出，高校行政部門時間觀和學術時間觀有沖突，倒計時式的生存壓力打亂了學術工作節(jié)奏，擠壓職業(yè)準備期和發(fā)展期等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曾艷教授告訴澎湃新聞，這篇文章從理論層面揭示了大學教師時間沖突產生的制度根源，還通過鮮活的質性數據在經驗層面引發(fā)共鳴與共情。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徐嵐教授也對澎湃新聞感慨，急功近利的時間觀無異于竭澤而漁。每個人都繁忙卻迷茫，疲于滿足即時的、短期的管理要求，那些對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都有重大的價值的研究卻因高風險、長周期、高難度被放棄。這無疑是學術界亟需關注的問題。

更令人沮喪的是，背離學術工作特征的時間要求，使學者難以享受到學術職業(yè)內在的志趣，長此以往，高校教師職業(yè)將失去吸引力，吸引不到優(yōu)秀人才。

“當整個社會都屈從于時間的規(guī)訓與焦慮之時，大學教師也很難獨善其身，可是學術發(fā)展有自己內在的規(guī)律，也更應該保持清明冷靜，思考和引領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崩盍樟照f?！±盍樟?。

【對話】

行政和學術時間觀的沖突

澎湃新聞：你的論文提到對大學教師的管理要求產生的時間觀，和他們學術工作的時間觀存在矛盾。這個矛盾體現在時間深度、時間邊界等方面，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可以再多談談你的研究發(fā)現嗎？

李琳琳：第一是時間深度，學術工作特別需要連續(xù)的、沉浸的時間進行持續(xù)地思考、閱讀、探索、創(chuàng)新。簡單來說，有連續(xù)的時間讓你沉浸其中探索感興趣的事情，你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這是有深度的時間。但是如果你經常被打斷，你就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無法沉浸其中。學術工作就需要有深度的時間。但是大學內部各個主體都對教師都有一些時間要求，比如說考評、填表、報銷、會議、通知、咨詢等等。這些繁雜、瑣碎、缺乏計劃的時間要求很容易打碎學術工作時間，無法保障時間深度。

第二是時間邊界。生活時間相對于工作時間是一個調節(jié)和休整，但兩者的時間邊界越來越模糊，工作壓力充斥到大學教師全部的時間之中。通訊技術的發(fā)展也使學術工作轉變成了時時待命、處處加班的模式。常規(guī)的工作時間被大量碎片化的時間要求侵占，考評和晉升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在生活時間進行工作已經成為大學教師生活的“常態(tài)”。若不犧牲生活時間進行工作，就難有職業(yè)發(fā)展。

這兩年大家都在討論加班現象，大學教師的工作時間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每年３－４月份有幾個重要國家級課題的申請，雖然立項的比例非常低，但大批的老師都會在寒假進行課題申請的準備。

澎湃新聞：是的，你論文中還發(fā)現了時間沖突和時間節(jié)奏方面的問題。

李琳琳：教學、科研、服務、行政雜物，這么多的工作經常有時間沖突。我們會經常碰到學校不同部門通知我們同一去參加多個會議，或者跟學生約了時間指導論文，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工作多次改時間，我們沒辦法掌控自己的時間，預約機制基本失效。類似的時間沖突需要通過有效的協(xié)調機制去解決。不然每一個人都會陷入無序混亂。

第四就是時間節(jié)奏了，當前社會大家都在加速，走路在加速，看視頻也要調２倍速。但知識創(chuàng)新是不確定的，它有隨機性和偶然性，甚至會有一些研究，它有很大的失敗風險。但是我們現在的整個管理和考評的要求都有加速的趨勢、周期越來越短，那些長周期、高風險、高難度的研究就難以為繼。

最后是時間軌跡，與其他職業(yè)相比，大學教師需要較長的職業(yè)準備期和職業(yè)發(fā)展期，國內當前普遍將博士學歷作為入職門檻。順利讀完博士大約３０歲左右，可能還要通過博士后經歷累積成果，之后可能還要經歷６到７年“非升即走”的考驗。

此外，學術工作探求新知識的特性也要求大學教師在職業(yè)生涯的每一個階段都持續(xù)進行專業(yè)發(fā)展。但是我們現在的管理要求更多鼓勵年輕化，有一種“低齡偏好”，這當然有利于年輕人才脫穎而出，但也要看到它對長期的積累帶來一些沖擊。澎湃新聞：在行政部門的時間觀這個事情上面，學校之間的差異會很大嗎？

李琳琳：這種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這些年一直在做，不同城市整體的時間節(jié)奏有差異，還有不同學校行政部分改革的進度也略有差異。例如報銷細則，有些學校更精簡一些、有些學校更繁瑣些。但是我覺得總體的管理要求體現的時間觀是一致的。例如，都很重視表現性的評價，大家經常自嘲自己是“填表教師”，例如一位老師今年發(fā)了什么文章，這個信息每位老師在年底都要填很多遍，要向不同部門、通過不同的表格和文件反復地匯報，因為他們的統(tǒng)計口徑不一樣或者沒有數據共享。如果進行部門協(xié)商和信息共享，這些雜物還可以進一步減少。

澎湃新聞：在觀念層面，如果大家覺得做行政人員也是一件體面程度不亞于做大學老師的事情，如果行政人員也能夠得到足夠的尊重，我們行政和學術的運轉是否能夠更好地契合？

李琳琳：我覺得一味的把學者和行政人員對立起來，無助于解決任何的問題。我日常接觸很多大學行政人員都是繁忙且敬業(yè)的，我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我們的碩士畢業(yè)生也有很多去大學里面做行政工作，他們有專業(yè)的知識儲備、有對大學的熱愛。所以只要認同了相似的時間觀念、進行時間成本控制、提高管理效率，無論是對于學術人員還是行政人員來說，都可以更有尊嚴，更熱愛這份工作，更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價值感。

當前大學通過各種表現性評估對大學教師施加壓力，提高工作效率。同時，大學行政部門其實也不輕松，也非常繁忙。這就需要思考如何控制時間成本、提高時間效能的問題，各部門、各崗位需要建立起高效協(xié)同的工作機制，才可能有高質量的工作時間，也才可能更好地教書育人、做好社會服務。時間壓力引發(fā)導研矛盾

澎湃新聞：從２０１７年到今天，青年大學教師（“青椒”）面臨的時間壓力和困難有沒有發(fā)生變化？

李琳琳：這篇文章是在２０１５年進行的訪談調查，到現在已經過了６年時間。我認為學界在這期間的時間壓力并沒有緩解，反而與日俱增。國內高校在國際學術勞動力市場上的吸引力增強，大量的海內外學術人才競爭國內高校的崗位，入職門檻和晉升標準隨之水漲船高。加之越來越多的學校進行了“非升即走”或“準聘長聘制”等人事改革，旨在建立能進能出的靈活用人機制，國內學術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愈發(fā)激烈，教師的壓力倍增。

澎湃新聞：除了教師本身的時間與壓力，大學教師所帶領的團隊或學生及其周邊的人是否也受到這樣一個不斷增加的壓力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李琳琳：我近來對導師與研究生關系的議題很關注，大家也會在新聞中看到一些導研沖突的事件。我的另一項研究發(fā)現，普遍的時間壓力也是引發(fā)導研矛盾的因素之一。有些研究生說，導師馬上要聘期考核了、馬上要結題了、馬上沒經費了等等，導師就整天泡在實驗室、是個工作狂、周末和寒暑假也不休息。

導師的這種時間焦慮和壓力，自然而然也會影響到研究生，導師可能壓縮指導學生的時間，導師還會期待學生更多時間投入研究、時間效率更高，甚至還會有教師讓學生做一些可能與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不相關的事情，來分擔自己的時間壓力，但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會引發(fā)導研矛盾。

澎湃新聞：你論文里面還提到會有些活動被壓縮和擠出，可以具體講一講嗎？

李琳琳：那些沒有剛性時間保護，又在考評中不被重視的活動，就很容易被擠占。比如課前的備課，或者課后學生答疑，指導研究生，這些的時間都沒有剛性保護，又很難去量化考評，他們的影響都是隱性的、長期的。所以當個體壓力很大的時候，這些時間就很容易被壓縮。但這些活動對于大學的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yǎng)又非常重要。澎湃新聞：在理想中，似乎科研和教學是互相促進的，可現實中這些工作在時間精力上又是互相爭奪的。對此有什么解法嗎？

李琳琳：在高等教育領域有一個經典的議題就是“教學和科研的關系”。大量的實證研究通過不同的方法進行過調查，但結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證明了他們在能力層面是有正相關的，甚至可以相互促進。但也有一些研究證明他們在時間和精力層面是此消彼長，有負相關的關系。

在對教師工作的評價中，教學的成效更多是長期、隱性的，并且只有聽過他課的學生才知道。但學生評教自身也存在區(qū)分度、評價能力、偏誤等爭議，并不能作為一個高利害的評價指標。而科研的評價卻有了一套比較受到認可的評價制度，基于同行引用、雙向匿名評審建立起質量評價體系，方便非專業(yè)領域的人士進行計數和排名。所以在全球都盛行的評價文化下，科研受到更多重視。

但大部分的老師都是熱愛教學的，因為科研的成就感是間接和延時的，只有少數跟我研究領域相近、讀了我文章的人才能認可我。但是教學上獲得學生的認可的成就感是直接和即時的，你這節(jié)課講的好，對學生有啟發(fā)、有幫助，學生根本不用說什么，他們眼睛里面會有光，你對那么多人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那種價值感和滿足感是很強的，會大大提升教師的自尊。所以我猜大部分老師都是喜歡教學的，如果管理制度鼓勵、重視教學的話，我想大家會很愿意更多投入教學、享受教學。

女教師“升職還是生育”？

澎湃新聞：女教師能花在職業(yè)上的時間似乎比男老師更少，這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李琳琳：總體的統(tǒng)計上可能是的，大學教師發(fā)展的性別差異在國際上都是個研究熱點。當前國內大學教師群體里，女性的比例幾乎要追平男性。但很有趣的是，職稱級別越高，女性的比例就越低。幾乎所有的職業(yè)女性都面臨“升職還是生育”的問題，但女性大學教師面臨的形勢更嚴峻，因為大學教師的職業(yè)準備期很長，即便發(fā)展的很順利，３０歲才剛剛進入學術職業(yè)，面臨著非升即走的壓力，但超過３５歲的女性已經是高齡產婦了。

如果你選擇撫育下一代，必然占用大量的工作時間，并且學術競爭也是贏者通吃，如果你在職業(yè)初期就沒有形成競爭優(yōu)勢，你在未來的職業(yè)發(fā)展當中就很難再獲得一個比較有利的地位。有一些國家的做法是對學術女性進行支持，設立專項基金，申請資格是生育后又回到學術職業(yè)的女性，來支持她們的職業(yè)發(fā)展。

澎湃新聞：關于在政策上如何幫助女教師更好地實現職業(yè)發(fā)展，你的看法和建議是？

李琳琳：除了專項的基金支持，重視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也會有利于女性學術職業(yè)的發(fā)展。有一些調查表明，女性教師平均在教學、師生互動、學生指導等事務上花費更多時間。無論是性別刻板印象也好、社會期待也罷、可能還會有自選擇的效應，女性總體上會在人際溝通相關的活動上投入更多。所以評價制度如果重視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也有助于認可她們工作的價值。

澎湃新聞：大部分的學生可能看到女老師，就很期待她和藹可親，愿意跟你進行情感的交流。有自選效應，也有社會期待的效應。

李琳琳：對。這不光是學生對老師的期待、還有同事的期待、甚至女老師也會自我規(guī)訓。

澎湃新聞：教育部最近出臺了“破五唯”的政策，即要切實改變唯論文、唯學歷、唯職稱、唯帽子、唯獎項等傾向。你如何看待這項政策？以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的作用？

李琳琳：“破五唯”是對量化表現性評估愈演愈烈的一種糾偏。它旨在糾正“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糾正“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糾正急功近利的風氣。大家對這項政策非常關注，也期待這項政策能夠保護學術工作時間、緩解時間壓力。當然，這項政策具體怎么落實、政策效果如何，還需要時間來觀察。

教育學科的研究和政策的結合是很緊密的，除了論文發(fā)表、課題報告、發(fā)表報紙文章，還可以通過政策專報來為教育改革建言獻策。通過研究者的研究，教育當中各個群體的生存狀況都有途徑被關注到，成為政策制訂的基礎。當然，除了政策制定之外，政策執(zhí)行中所有的利益相關群體的觀念也會影響政策的實施。所以我們的研究如果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讓大家關注到這個問題，對問題的根源和影響有更深入的認識，也會有利于教育實踐。在整個教育體系甚至社會體系中，不僅是政策制定發(fā)揮作用，每一個個體都是能動者，作為政策對象或者利益相關者、甚至輿論參與者，都可以對我們的教育和社會生活發(fā)生作用。

澎湃新聞：你可以給老師們的建議是什么？青椒們怎么樣安排自己的時間能更好的適應現在的時間環(huán)境？

李琳琳：談不上建議，只能談我的感受。整個社會都有加速和過勞的趨勢，大的趨勢很難逆轉。但我們每個人都是能動者，承受這種壓力并生存下來，是緊要的任務。但在生存之外，還可以有自己的堅持，比如，在時間優(yōu)先序列上，備課對我來說很有價值，再忙也不能放棄，放棄了之后上課會不自信、會沮喪、會對自己失望、會迷茫。想清楚了這些，會消解一些焦慮。

再比如時間邊界，我可能沒法做到周末不回工作微信，但是我盡量周末不去打擾同事、周末不給學生發(fā)郵件。隨著有這種時間邊界的人不斷增加，這種文化就會逐漸形成。我覺得希望就在這里，我們每個人都是能動者。

我對學術職業(yè)的前景還是樂觀的，雖然現階段競爭無比慘烈，時間要求與學術工作特征不符，但以學術為志業(yè)的這群人，都是有反思性和能動性的個體，會共同推動制度的發(fā)展。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