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音樂創(chuàng)作

　　延河岸邊激蕩壯美旋律

　　■林國宏　　

秧歌劇《兄妹開荒》。吳印咸攝 資料圖片

　　魯迅先生曾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痹谥袊锩牟煌A段，那些富有時代精神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始終閃耀著崇高的理想光輝，激勵著中華兒女前赴后繼、奮力前行。這其中，延安時期的音樂創(chuàng)作，尤為引人注目。

　　一

　　80多年前，面對殘暴的日本侵略者，救亡圖存成為中華兒女共同的心聲。大批音樂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革命根據地，積極投身轟轟烈烈的抗日戰(zhàn)爭。他們以音樂為武器，在艱苦的斗爭環(huán)境中，創(chuàng)作出大量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長城內外，青山帳里，到處唱響《黃河大合唱》悲壯雄渾的歌聲;戰(zhàn)地前沿響徹《游擊隊之歌》勇敢樂觀、堅定必勝的旋律;寶塔山下，延水河旁，回蕩著《抗大校歌》《延安頌》大氣磅礴的壯美旋律……這些音樂作品極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士氣，凝聚了民族意志。

　　在抗日烽火的洗禮下，廣大音樂工作者的思想品格得到磨煉，境界得以升華。但是，有些音樂工作者，由于成長環(huán)境和經歷不同，仍以資產階級思想對待延安的抗戰(zhàn)文藝工作，在對待工農兵的態(tài)度、文藝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政治與藝術的關系等問題上都還需要有一個充分認識和適應的過程。時任魯藝教員，實驗劇團主任鐘敬之說：“尤其在有的同志中還存在不少‘糊涂觀念’，在思想上輕視文藝的普及工作，看不起民間藝術，不愿做‘突擊性’工作，認為這些只是在完成‘政治任務’，沒有藝術創(chuàng)造的意義。有的同志沉浸在西洋古典作品的世界里，創(chuàng)作上輕視小形式，熱衷于搞大作品，演大戲……出現了嚴重脫離實際的所謂‘關門提高’的傾向?！边@些傾向在當時的音樂創(chuàng)作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

　　面對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毛澤東同志親自找文藝工作者談心，與魯藝的教員們集體談話。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fā)表以后，文藝界深入學習領會《講話》精神，積極總結以往文藝創(chuàng)作的經驗教訓，深入剖析和糾正過去各種錯誤認識。

　　二

　　在《講話》精神的鼓舞下，廣大文藝工作者掀起了向民間藝術學習的熱潮。文藝工作者們與群眾工作、生活在一起，認真學習研究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以廣泛流行于東北、陜北農村的民間藝術——秧歌為主體，熔歌、舞、戲劇表演于一爐，創(chuàng)作出“秧歌劇”這一嶄新的藝術形式，把秧歌這一古老的民間藝術推向了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秧歌劇以故事情節(jié)簡單、人物少、道具簡便、載歌載舞、生動活潑等特色深得群眾喜愛。一時間，這種接地氣、深入淺出、淳樸樂觀、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秧歌劇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著名的作品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小二黑結婚》《旱船》《動員起來》《寶山參軍》《一朵紅花》《十二把鐮刀》等。這些作品熱情謳歌了翻身做主人的邊區(qū)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愛，以及對黨對人民軍隊的無限深情，真切反映了邊區(qū)人民的大生產運動、減租斗爭、努力學文化等熱火朝天的生活。這些作品注重運用群眾語言、體察群眾情感，極富藝術感染力。許多秧歌劇不僅在革命根據地演出，而且很快傳到全國各地，極大鼓舞了文藝工作者的創(chuàng)作熱情。

　　這一時期，在中國音樂史上誕生了一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民族歌劇《白毛女》。作品通過楊白勞和喜兒父女的悲慘遭遇，深刻揭示了舊社會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尖銳矛盾，熱烈歌頌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沖破舊社會的藩籬，建立新社會的勇氣和決心，生動表述了“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在音樂寫作中，創(chuàng)作者將西方歌劇的音樂體裁形式與我國豐富的民族音樂文化相結合，采用我國北方地區(qū)傳統的音樂語言，通過極富特色的“板腔體”結構形式，生動刻畫出劇中人物，展現了人物間的戲劇沖突。作品一經演出就受到群眾和部隊官兵的喜愛，在群眾中產生很大反響。

　　歌劇《白毛女》是中國民族歌劇的一座高峰，至今仍散發(fā)著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它的成功源于創(chuàng)作集體長期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心聲，充分學習厚重的民族民間藝術，并借鑒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精華，探索出一條中國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之路。

　　三

　　《講話》精神作為指導我黨文藝工作的重要理論，也極大影響著我軍文藝工作原則的形成。1942年8月，晉察冀軍區(qū)政治部召開文藝工作會議，聶榮臻作了《關于部隊文藝工作的諸問題》的講話，結合《講話》精神，深入剖析部隊文藝工作面臨的問題，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加強黨性。1944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qū)文教工作會議上，時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蕭向榮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在這個正確的方向指引下，軍隊的文藝工作要貫徹‘為兵服務’的工作原則”。自此，“為兵服務”與紅軍時期就已形成的部隊文藝“為鞏固和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服務”成為了我軍文藝工作的根本原則。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軍文藝工作呈現出繁榮發(fā)展的良好局面，大批優(yōu)秀的軍旅作品創(chuàng)作出來，如歌舞《擁軍花鼓》、歌曲《團結就是力量》、歌劇《王秀鸞》等。

　　80年來，一代代文藝工作者始終踐行《講話》精神，辛勤耕耘在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的百花園中。著名音樂家，“七一勛章”獲得者呂其明，談起學習《講話》精神時感慨萬千。他說他的畢生創(chuàng)作都歸結在兩點：“一是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生活是唯一創(chuàng)作的源泉。二是文藝創(chuàng)作要向傳統學習、向民間音樂學習。這些重要的思想滲透到我的心靈和血液中，在我的頭腦中生了根，牢記了一輩子?！?/p>

　　今天，雖然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生活環(huán)境都與延安時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講話》精神實質和根本原則沒有改變，它始終指引著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發(fā)展前進的方向。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要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創(chuàng)作出更多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國家、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優(yōu)秀作品。